纪录片《中国》解说词文本21 第二季第九集  实业

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来的创痛激发了众多有志之士。状元张謇选择实业救国，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一片产业，改变了一座城市，但他并没有成功。前路仍漫漫，中国人从未放弃探索和奋斗。

第二季第九集  实业——以实业为基以勇气为刃 张謇的救国路程  

公元1894年，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，这是一个甲午年。

这年7月，日本挑起战争，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。两个月后，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，清帝国海军惨败，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。消息传来，朝野震动。

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，这场日后被称为“甲午海战”的失败，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。但他们都明白，对于帝国来说，这是一件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事情。

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，就是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皇太后慈禧的六十大寿。黄海海战的惨败，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寿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，对此，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。

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，以慈禧太后为首，主张议和；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，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，主战。

战争爆发前，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，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。

甲午一战的失利，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，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。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，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。

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。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危险一触即发。

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，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，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。

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，为国运忧心不已。也有人已然意识到，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。但是，该怎么办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。

自从1840年，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，他们一直在想办法，却一直败退，遂至今日，身陷泥沼。

42岁的新科状元张謇，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。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，要救国，就必须要改变。要改变，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。

只是，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，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，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玖 实业

张謇出生的那一年，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占南京，那是公元1853年。起义是两年前开始的，在席卷了半个中国后，洪秀全定都南京，改称天京，号“太平天国”。

在张謇出生的13年前，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，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。

也是在南京，战败后的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。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，仿佛忽然间滑进了内忧外患之中。

张謇的家乡南通，距离南京并不远。幸运的是，南通紧临黄海，地处一个半岛，位置偏僻，战乱带来的影响不大。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定，但同时观念也相对守旧。

张謇的家庭，据说祖上曾富裕过，不过等他长到15岁时，也只是一个仅有十几亩农田、一两名长工的普通农户。

父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，唯有张謇天资聪慧。于是，振兴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。振兴家族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唯有一条路——读书，科举。

但是，家族中，自张謇的高曾祖父以下，没有人参加过科举。按照旧俗，张氏家族属于“冷籍”，子弟们想参加考试，需要大费周章。

张謇的父亲一生保守，这次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。他花钱买了别县的名额，让张謇冒名应试。

因为成绩不够理想，有教书先生严厉地批评张謇说：如果有一千人应试，录取九百九十九人，你必定就是那唯一不中之人。

要强的张謇深受刺激，他把“九百九十九”几个字写在房中，激励自己。夏天蚊子多，他便把双脚置于坛子里读书。经过发愤准备，他终于考取了秀才。

但是，福兮，祸所伏。冒名考试的事被人告发了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张謇的父亲到处求人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，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。

同样，祸兮，福所倚。虽然张謇备受煎熬，并因此负债累累，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。

孙云锦让张謇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，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，成为吴府幕僚，张謇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。

在吴府，张謇深受信任，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。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，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。

历练了4年后的张謇，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。

这些年里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。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，名叫袁世凯。

袁世凯读书不多，为人骄奢，但办事精明、能干，善于揣摩人心。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，并请张謇指点他读书。

此时，张謇29岁，袁世凯23岁。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，未来三十多年中，他们几经恩怨分合，最终分道扬镳。

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，公元1880年，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。

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；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，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；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，窥伺中国东北。

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，奉命帮办山东防务，着手部署海防事宜。

晚清的局势，人人看在眼里。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，船上的人如何自处？张謇有张謇的志向，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。

1884年夏天，离乡数载的张謇回到了南通老家。

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，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，看到了权谋和腐朽、无知和无情，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。他更深地理解了，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零至此。

两年前，张謇追随吴长庆，带兵奔赴朝鲜。

朝鲜夹在中、俄、日三国之间，战略地位尤其重要。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，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。

在朝鲜的一年多，张謇作为主要幕僚，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。但最终，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，回国后郁郁而终。

吴长庆的突然离世，对张謇打击很大。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利，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。这其中就包括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，他很快就不再称呼张謇为老师。

更让张謇无法忘怀的是，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。回国前，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，核心观点是，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，保全朝鲜。

这篇《朝鲜善后六策》，几经辗转，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。李鸿章看过，只评价了两个字：多事。

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，不愿多事，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，获得更大权力。但究竟，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？没有人能回答。

回到故乡的张謇，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，一时间茫然无措。

张前并不知道，他所著的《朝鲜善后六策》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，不少朝中要员都看到了。文章引发了对日强硬派的认同，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。

翁同龢地位特殊，他是咸丰六年的状元，前后两朝皇帝同治、光绪的老师。

在政治上，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。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，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，但是，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。

京城的事，对此刻的张謇来说，显得很遥远。在南通老宅里，他又做回了一个书生。

数年的游幕生涯，已经让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誉。但“学而优则仕”，依然是他心中认定的唯一正途。然而在之后的四次会试中，他都名落孙山。

科举这条路，张謇从15岁开始走，历经各级考试二十多次，如今已40岁了。他无法不感到心灰意冷，最好的时光正在一去不返。

一晃就快十年了。这十年里，大清帝国的态势是相对平静的，但后世学者却称之为“关键的十年”。

它延续着同治和光绪两朝皇帝治下的“同光中兴”的向好局面，但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，强敌环伺，虎视眈眈。

正是这十年，影响了大清帝国之后的走向。和时间一起流逝的，是无数个可能改写命运的机会。无论对于国家，还是对于个人。

张謇有过沮丧和低落，甚至把常用的考具都扔了，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。当朝帝师翁同龢的奖掖扶持，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。

翁同龢位高权重，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。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，他有意栽培这位品格才识俱佳的后辈。

他们以师徒相称，十年间交谈过多次，为了帝国的前途费尽思量。

19世纪40年代以来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，让大清朝被迫打开国门。

痛定思痛，朝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，开办了新式学堂，派出了留洋学生。

二十多年“自强”“求富”的洋务运动，让大清帝国找回了些许自信，尤其是拥有了被称为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。

只是，有识之士不难发现，此间并没有关于国家再造的整体性思考和制度建设。而朝中，帝、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却隐藏着失衡的危机。

然而，人们总是要等到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，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。

公元1894年，为庆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，加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了南通，垂垂老矣的父亲再次燃起希望。

他劝勉张謇：你还未老，我也还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，不如再试一次。

再试一次，这像是张謇对自己说了半辈子的话。42岁的张謇对于功名已没有太多念想，他知道，世界之大，还有许多可为之事。

他的半生都为科举所困，如同这个国家一样，已经打开了新窗，呼吸了新风，却仍为陈腐的理念禁锢，在新路上举步维艰。

但看着七十多岁的老父亲，想到父亲几乎孤注一掷般的寄托和盼望，张謇无法拒绝。为了可能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，他再次奔赴京城。这一次，恩师翁同龢也在等他。

1894年4月24日，五更时分，前一日参加完殿试的新科进士们整齐地站在乾清门外。能走到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殿试，这些人自然都是今年恩科会试的佼佼者。

马上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的人选就要由皇帝亲自揭晓。数十年寒窗苦读，能否一举成名天下知，这是最后的等待。

紫禁城肃穆如常，空气里飘动着兴奋和焦急的情绪，张謇的心情十分复杂。

这一天，光绪皇帝也是天刚破晓就到了乾清宫。24岁的皇帝，已在龙椅上坐了近二十年。

刚刚，翁同龢与其他阅卷大臣一起，捧着此次殿试前十名的试卷，进入乾清宫西暖阁。阅卷大臣们按照事先议定的名次拆除弥封，并逐一奏陈姓名。

张謇的名字被第一个念了出来，站在一旁的翁同龢特别介绍了一句：“张謇，江南名士，且孝子也。”皇帝听闻，甚为高兴，他仔细阅读了张謇的文章。

一声拖长腔调的宣呼传来，张謇听见自己的名字在这深宫里回荡。状元，这是天下文人的至高荣誉，也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无可望见的梦想。

所有人都在羡慕的时刻，张謇却有些麻木。他感到了疲倦，一股空乏之感陡然袭来。在当天的日记中，他陈述了自己难言的心绪。

他写道，“栖门海鸟，本无钟鼓之心；伏枥猿驹，久倦风尘之想。”

但无论如何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那个寂寂无名的农家子弟，而是全天下都景仰传颂的状元郎。他的名字，将以这样一个耀眼的身份，被载入史册。

张謇一步步向庙堂走去，也由此正式走向晚清历史舞台的中心。

更隆重的典礼是第二天举行的。张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，赐六品朝冠。中状元，点翰林，接着入军机。这是老师翁同龢走过的道路，也是他对张謇的期待。

甲午年的大清帝国，正逢多事之秋。张謇十年前预言的朝鲜危机在这一年爆发，日本入侵朝鲜。

围绕战与和，翁同龢与李鸿章展开激烈对峙，最终大清对日宣战。不曾想，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，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挥金如土。

张謇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，他也看到翁同龢处境困难，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光绪皇帝，但真正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却是慈禧太后。

张謇感到焦虑和失望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就在战局最焦灼的9月，一纸电报将他再度召回故乡。

张謇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。带着儿子状元及第的喜讯离开，父亲的一生，或许得到了想要的圆满。但没能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，却是张謇的恨事。

“一第之名，何补百年之恨？慰亲之望，何如侍亲之终？”两代人交错而过的望与恨，都留在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甲午年。

张謇居家守孝期间，清军在战事中节节败北。第二年春天，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那是大清帝国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。

听闻此讯当晚，张謇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“和约十款”的内容。他说：“亡国之马关条约，朝廷能忍，吾四万万同胞不能忍。”

纵使悲愤至极，他又能做些什么呢？祭奠父亲的时候，他自我谴责说：“作为一介书生，徒为口舌之争，不能杀敌，不能锄奸。无论对于父亲，对于国家，都深有亏欠。”

甲午之战，留给中国民众无尽的创痛与耻辱，却也将这古老的国家从千年大国梦中猛然唤醒。大清帝国如处“覆屋之下，漏舟之中，薪火之上”，自此开始无法挽回地走向崩溃。

师夷长技，并不足以制夷。仅仅发展经济和技术，是无法让一个国家强大的。朝廷终于意识到，制度问题才是根本，想要变法维新，却再次被权力斗争中断。

世界也没有再给大清帝国自救的时间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列强瓜分世界的战火凶猛袭来。

在一次次的战败和屈辱中，在一次次改良的努力无效后，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王朝抱有任何希望。

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，武昌城内的新军发动起义，并很快在整个中国形成燎原之势。

1912年2月12日，清朝最后一位皇帝，也是自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，爱新觉罗·溥仪颁布退位诏书，清朝正式灭亡，两千年的帝制随之终结。

末代皇帝的退位诏书中说：“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。”一个月后，袁世凯在北京上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
决定性的事情似乎总是静悄悄，一声不响地在发生。在风云滚滚的辛亥年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最终坐收渔翁之利。

袁大总统醉心于权力，他曾经的老师张謇却将满腔热情投入到了另一项事业中，他已为此跋涉了数年。

早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那一年的冬天，张謇就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办纱厂。南通盛产棉花，传统棉纺织业发达，产品和市场都有基础。

翰林院几次发来催促他回京的电报，张謇都置之不理，因为他已经看到，“中国之大患，不在外侮之纷乘，而在自强之无实”。张謇想为国家开出一条坚实的自强之路来。

他将工业提到首要位置，在亲自拟定的《厂约》中，他明确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。“通州之设纱厂，为通州民生计，亦即为中国利源计。”

言商仍向儒，张謇心中所想的，依然是国计民生。他选择的纺织业，既是家乡的天时地利，也事关国计民生。

上千年来，商人在中国社会都被视为“末业”。张謇经过反复考虑认定，“中国须振兴实业，其责任须在士大夫”。他为纱厂取名“大生”，源自《周易》中的一句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。

状元办厂轰动一时，但在动荡的时局下，筹股、买地、建厂房都历尽艰难。张謇用了五年多时间，直至最后背水一战，大生纱厂才正式开车纺纱。

幸运的是，正好赶上纱价看涨，纱厂在投产当年就实现了赢利。此后利润节节攀升，第二年得纯利五万两白银，第三年十万两。到民国初年，累计纯利达到三百七十多万两。

在这十多年中，张謇又以大生纱厂为核心，创立了近二十家企业。有垦牧公司、盐业公司，有油厂、面厂、铁厂，还有酿造公司、轮船公司等等，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资本集团。

从清末到民国，从政的召唤时常传来，张謇也陆续参与了不少政治事务，但他的政治热情远不如他对实业的狂热投入。

他希望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早日臻于富强，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那条路。

那是一段民间实业家们大展宏图的时间。大生纱厂从一开始就很有现代企业的气息，在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是“工厂”，更不知什么是“股票”的时候，张謇已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。

时代的改变让股东们愈发充满信心，他们期待着推翻了帝制的中国，万物生长，万象更新。

建设新国家需要新人，兴办实业所获之利，正是张謇兴办学校所需之资。

通州师范学校是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。开学前一天，他会和工作人员一起，将学生宿舍门上挂名牌的钉子一一敲实。他甚至亲自去布置学校的厨房和厕所。

学校教授的不再是古代典籍，而是管理法、修身、历史、地理、算术、文法、理化、测绘、体操等实用课程。

张謇尤为看重师范教育，此后又专注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，并兴办女子师范学校。这些学校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开放，他希望受教者学成后，能把新式教育的火种带回家乡。

国家正在建设共和体制，这位曾饱受科举之苦的前朝状元坚信，只有赋予每个人知识、思想和品质，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，中国的未来才有希望。

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张謇的经济事业逐渐进入鼎盛时期。公元1917年，大生纺织公司成立20周年，张謇在纪念会上向股东汇报，公司历年纯利累计总额达到白银一千六百多万两。

这是中国民族工业史无前例的成绩，张謇成了那个时代受人敬仰的实业英雄。在棉纺与垦牧方面的巨大成就，为他在东南地区，以至在全中国都赢得了声望。

他的内心充满喜悦，那是一个“一心做事”的开拓者，久经开垦之后，终于取得胜利的喜悦。

故乡南通也在他的手中被改造成为一座新城，那里本是江北一处荒僻之地，如今处处充满现代气息。

县城重新做了规划，镇与镇之间建起了公路，大道旁柳树成行，满载面粉和棉花的车辆在畅通行驶，高耸的烟囱冒着烟，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。

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民间博物苑和第一所气象台，印书馆、图书馆、医院、公园、剧场一应俱全。

教育已从幼儿园办到大学，老者有养老院，少者有育婴堂，其他疾苦无告的人有残疾院，有盲哑学校。

许多的设施与机构都是开创性的，绝非容易。但张謇做事，从来不问难不难，只问应该不应该。凡是应该做的，他就竭尽全力。

他说自己一生行事，无非8个字：独来独往，直起直落。就这样凭一己之力，他开创了一片产业，改变了一座城市，造福了一地百姓。

他也从未忘记初心所向——救国，但是凭一己之力，能改变一个国家吗？

袁世凯下台后，各地军阀四起，成立不过数年的民国很快被拖入混战的泥潭。之后十多年里，城头变幻大王旗。

战祸接连不断，军阀暴政虐民，加上连年灾荒，国民经济陷于凋敝残破，外国垄断资本趁机加紧控制中国市场。

近代民族工业的短暂繁荣，就这样雨打风吹去。张謇不得不煞费苦心，周旋于相互征战的各派军阀之间。

他全力调解，呼吁和平，但战火不仅没有停息，反而离南通越来越近了。他本想安度晚年，却不得不面对人生最大的危机。

兵荒马乱之际，又逢连续3年的风雨虫害，加之外国资本对原料、运输、销售各个环节的倾轧，张謇的企业负债累累，即将破产。企业最终抵了债务，全部被江浙财团接办。

30年里，张謇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，本希望做一个榜样先锋，由南通而到全省，再到全国，每一个人都从身边做起，一起把这国家变一个样子。

但他最终，只能成为世人眼中“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”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命运，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实业家几乎都走向了同样的结局。

“覆巢之下无完卵，野老泪洒江风前。”写下这句诗的时候，张謇或许意识到了，仅仅靠实业，无法从根本上救中国。

个人的得失荣辱，张謇并不在意。回顾兴办实业的历程，他说自己向来是“一意孤行，置成败利钝于不顾”的，他只是感叹自己“不幸而生今之年代”。

让他倍感牵挂与无解的，是从大清到民国，始终未能创出一条强国之路。晚年的他还在期盼，“太平在何时，今年待明年。”

几十载春秋过去，他想救的国和民依旧处于贫弱之中，这是他和他这一代人的不甘与遗憾。

张謇曾经设想，“一个人的一生要定三个时期，三十岁前是读书时期，三十岁到六七十岁是做事时期，七十岁以后又是读书时期”。

他的一生，都在积极进取努力做事，只是做事时期的曲折艰辛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虑，已耗尽了他的心力。

1926年夏天，张謇突然病倒，很快去世，时年73岁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入殓时，家人给他穿上了大生纱厂织就的布衣。

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不曾提一句家事，说一句私话。他念的是，南通的电厂没有办成，南通的民兵制度也还没有办成。

出殡那天，数万乡人沿途而立，为之屏息嗟叹，注目送别。

出路究竟在哪里？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。那是一段漫长而黯淡的岁月，梦醒了，却发现无路可走。

所有人都在寻找方向，他们怀疑过、苦闷过、迷失过、挣扎过，就如同时代的维新人士梁启超所言，一路“迎着风遇着雾，不知道前途怎生是好”。

但是，他们没有放弃过求索和奋斗。为给国家寻一个光明的未来，张謇自言道：“生已愁到死，既死愁不休。”

而那个令无数人愁苦的时代，也是无数人挺身而出的时代。他们像张謇一样，把救国的责任担在了自己肩上。

正如后人所言，自古以来，中国都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。

与张謇同行的人中，有人以生命为代价，推翻帝制，重建国家；有人以出世的精神，做着入世的事业，以悲悯大爱之心，在乱世中坚守；也有人埋首书桌，专心科技，精研学术，实践着科学救国和理性启蒙之路；还有人选择用文字呐喊，唤醒国民的心灵，以手中之笔为匕首，为投枪，去和旧世界战斗。

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，将有另一代人继续。新的道路，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，开辟出来。